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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民生百态中诠释基层治理——《县委大院》为现实题材增添新的“打开方式”****** 光明日报记者 牛梦笛 光明日报通讯员 孙小雪 近日，温暖现实主义题材剧《县委大院》在央视一套首轮播出收官。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统计，该剧每集平均收视率1.944%。该剧从“基层治理”的角度切入，让观众在一幕幕烟火日常和民生百态中领略县委大院生动的故事，不少观众直呼“追剧追出上班的感觉”，年轻观众组团探讨“考公的尽头”。 《县委大院》何以掀起如此热闹的追剧潮？该剧由“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展现基层干部和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群像故事，以潜移默化、共情共勉的方式传递上下一心的精神风貌，为现实题材增添新的“打开方式”。 立足现实，多维度描绘基层群像 在《县委大院》生动的故事之下，是丰富立体的群像。从剧集“共建光明”版海报中可以窥见一隅：梅晓歌、艾鲜枝等领导现场指挥，基层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添砖加瓦，一幅充满温暖现实主义的基层干群全景图就此定格。《县委大院》从不同性格特点的光明县干部群众出发，讲述了县乡一线机关的工作和生活日常，折射出新时代基层干部为人民幸福生活奋斗的美好愿景，引发广大观众的共鸣。 作为一部群像戏，《县委大院》细腻地刻画了众多人物的性格，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是多维度、立体化的。《县委大院》的编剧王小枪为积累创作素材，挂职担任副县长六个月，这段切身经历为塑造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审慎坚定的梅晓歌，雷厉风行的艾鲜枝，淳朴真诚的林志为……众多栩栩如生的角色让观众印象深刻：干练的梅晓歌因财政紧张，会“腆着脸面”向其他县借钱；行事一板一眼的吕青山被钉子户引到现场，也会开始好言相商；开发商郑总听说居民拆迁变卦，被训之后强颜欢笑撇清关系。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着普通人的真实一面：有进退两难时候的迷茫，也有焦头烂额的疲惫，因此造就了每个角色鲜活生动、充满记忆点的性格特点，一幅鲜活的基层群像便就此展开。 王小枪表示，这部剧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这些虚构人物背后的温度和质感都是真实的。“现实题材作品，细节的真实感是第一道关”。《县委大院》通过平凡人的视角，让观众看见光明县“真实”的行政生态圈，从而得以窥见大时代背景下千千万万个基层干部。 聚焦一线，以小见大彰显基层治理价值 用小人物折射大时代，以小切口讲述大主题，细小的工作事件逐渐剖析出县委大院的各个层面：工厂生产环境考察、老城区的拆迁与重建，以及群众的突然上访，县委大院中的工作实则是一系列关乎光明县生存发展的大事，对应着基层治理中的难点、痛点、破局点。比如，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梅晓歌“明察暗访”后让羊汤店老板帮忙发起座谈会，面对面接受商家老板吐槽和抱怨。问题浮出水面，困难逐一解决。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剧情将一个个散点编织成线、成网，可视可感的基层治理图鉴一点点铺就出来。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认为：“主创注目于基层，基层遇到的涉及社会发展与群众切身利益的环节，基层干部的作风与作为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对当下的基层工作有一定的示范和启发效应。”《县委大院》对不同层级干部的执政理念、工作作风描绘得细腻真实。特别是在推进拆迁、环保、医改等重点工作中，更是将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党员群众的价值观和企业老板的利益观刻画得入木三分。《县委大院》里，基层干部一边担起省市拟定的发展任务，一边着手基层治理的棘手难题，而这些困境也正是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的浓缩，透过《县委大院》整个剧情的故事脉络，观众看到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各个系统的一个个缩影。 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虽然一部电视剧难以概括完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所有现实困境，但由此带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未竟之问却值得深思。借由这部电视剧，更多人把目光投向县域，拓展和深化了普通人对县域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县委大院》“以小见大”，对县域治理结构、县域基层生态进行呈现，带领广大观众走近了这看似遥远却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基层话题。《县委大院》真正做到了扎根现实，融合生活化场景和细节，赋予角色烟火气，以光明县辐射基层百态，这种从“个体”到“时代”的格局层次，也让该剧成为现实题材中颇具代表性的力作。 以人为本搭建共情桥梁，全民关注引热议 虽然《县委大院》是以光明县作为“基础坐标”，但许多观众觉得，“剧情好像能‘辐射’到自己的生活”。基层工作桩桩件件，怎么呈现才能真实且生动，让观众有代入感？《县委大院》给出了答案：通过渲染最易共情的情感，把看似零散却悉数归于基层治理中的典型难题拍“活”。 在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层层推进的基层治理日常之外，真实生动的人情往来是《县委大院》的一大看点。正如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友军所言：“县委大院生动塑造了致力于乡村绿色发展、为民生奔忙的基层干部形象，主创没有将他们视为图解政策的符号，而是写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如迁坟事件不被理解，作为干部的郝东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得到奶奶的理解。剧中描绘的这些人际交往的故事，无不是基层干部间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互相支持、彼此成就的印证，也因此打动观众。 《县委大院》将目光聚焦在光明县的基层工作，真正折射出基层治理的多样内涵：一个多方人员沟通的场域，一个家庭式的集体和一群有人情味的基层干部。观众体验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故事情节发展就是什么样，如此一来，观众在看剧的时候更有代入感，也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基层干部的真实工作状态。 “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坚守”，这是剧集开篇的一句台词，更是国家对“县委大院”的具体要求。如今，《县委大院》首轮收官，但该剧的价值释放并没有就此止步。其中，将镜头聚焦真实个体描绘基层群像，以人为本搭建共情桥梁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值得借鉴，为今后现实题材作品带来更多思考。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09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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