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国男足1比0击败阿曼队提前出线,打进韩日世界杯。
中新社记者:如果时光倒流20年,有什么想弥补的遗憾?
米卢:我没有任何遗憾,球员们都尽了最大努力。比赛有输有赢,更重要的是球员们竭尽全力拼搏,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带着智慧去踢球。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这很棒。
宿茂臻:能够参加世界杯,就是球员最大的荣誉,我感到非常自豪。如果我们当时能够赢得一场球,就会更加完美。
中新社记者:二十年来中国足球变化很大,怎么看外界“中国球员一代不如一代”的说法?
米卢:我只能评价自己带过的队伍。我有非常出色的团队,他们有很好的态度和奋斗精神,尽一切努力去赢得比赛。我很高兴能执教这批球员,并且得到大家的支持。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米卢回应中国球员“一代不如一代”来源:中国新闻网
宿茂臻:我们的青训在正确的路上前进,但努力还远不够,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以前亚洲二、三流水平的国家队都在崛起,我们还需继续努力。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青训对中国足球的意义?又存在哪些问题?
米卢:我前不久去过一所位于青岛的足球学校,看到很多踢球的孩子,出乎意料地好,让我印象非常深。青训一定要有系统性,用长远规划指导怎么做;教练也很重要,他们要知道如何教孩子,这些需要青训大纲来引领。
宿茂臻:问题首先是选材。我认为要更偏向挑选有技术、速度和战术意识的孩子,而不仅是挑选人高马大但阅读比赛能力差的球员。我们不应为短期成绩选人,而要多挑选有天赋、在未来更有培养价值的球员。另外,我们必须有更多青少年比赛,球员只有在比赛中才能获得提高。
我们看到大量青少年足球教练不是职业足球或专业出身,这影响了教练员的质量。优秀青少年足球教练除了有经验,还要有耐心,喜欢和孩子在一起,懂得如何与孩子们相处,了解如何鼓励和教育他们,然后才是技战术层面对孩子们的指导。青少年足球教练需要具备的素养很多,有些素养甚至成年队教练都不具备。
资料图。张浪 摄中新社记者:国字号梯队此前在面对泰国、马来西亚等以往不那么强的亚洲球队时也愈发吃力,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米卢:我认为需要一双发现的眼睛,去挖掘好的球员。比如我昨天教了两个小男孩踢球,他们大概12、13岁的样子,踢得非常糟糕。你需要有一双慧眼,看出谁踢得好、谁踢得不好。
宿茂臻:我执教国青队是2009年左右,那时候我们和越南、马来西亚等队交手过,他们会形成威胁,但不像现在这么明显。还是我们中国足球的进步不够大,青训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花大力气培养优秀年轻人。
中新社记者:2026年世预赛亚洲区共有8.5个出线名额,中国足球的机会变大了吗?
米卢:世界杯有多少支参赛球队不重要。我们那届中国队在世预赛以小组第一名出线,是表现最好的一届。现在我们应该积极做好准备,不要想我们的对手,而是去培养年轻球员。此外,还要踢很多重要的比赛,只要有了这些经验,加上努力训练,我相信中国队会挺进下一届美加墨世界杯的。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米卢说国足会挺进下届世界杯来源:中国新闻网
宿茂臻:我们的机会很大,但竞争也越来越大。不说日本、韩国、伊朗这样的亚洲传统强队,像泰国、越南,以及西亚的约旦、叙利亚等,也有更多机会。
中新社记者:米卢认为现阶段担任国足主帅需要哪些特质?洋帅还是土帅更适合?如果有机会再次执教中国队,还敢接手吗?
米卢:这很简单,要有远见和经验,要充分了解球员,也需要很努力。他需要享受其中,乐在其中。我不觉得教练的国籍很重要,年龄也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经验,要懂得如何去比赛,还要和中国球迷有共情,我当时在这方面就不是很难。
这(接手)没问题,没什么压力。如果保持乐观,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喜欢专注于未来,下一步怎么做更重要,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被改变了。所以现在需要思考怎样才能打进世界杯,这太令人兴奋了。
中新社记者:如今外界看待中国足球从业者的眼光非常严格,如果回到球员和教练的身份,二位如何面对这种情况?
米卢:我觉得现在球迷的批评已经柔和一些了。我记得球队踢得不好时,球迷们喊着“米卢下课”。但重要的是,要有信心,要相信你的球员,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宿茂臻:现在外界对足球从业人员可能有些苛刻,有时缺乏一些尊重。但我能理解。因为现在中国足球成绩不好,所以我们从业人员需要更多地踏下心来,去钻研和努力学习,提高中国足球水平。
中新社记者:预测中国足球何时能够再次打进世界杯?
米卢:中国足球下次参加世界杯就是美加墨世界杯。
宿茂臻:我和米卢一样,我们都希望下一届世界杯中国队能够出线。
东西问·中外对话|恢复面对面沟通,中美关系将取得实质性改善吗?****** 继中美元首11月在巴厘岛举行会晤后,本月11日至1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河北廊坊同来访的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工作团队的又一次面对面沟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日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会谈是坦诚、深入、建设性的,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中美如何把握好当前的时间窗口,更好地促进对话和交流,推动两国关系重返稳定发展轨道?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展开对话。 王勇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巴厘岛会晤之后,中美关系存在着一种“重置”的可能性。他认为,至少中美现在都感到需要去管控彼此的分歧和竞争,争取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加强合作和沟通。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北大王勇教授 :中美科技创新不是“零和游戏”来源:中国新闻网 不久前亲身到访中国,与北京和上海等地各界人士展开深入交流的甘思德认为,要解决两国当前存在的“回音室”效应,必须有面对面的交流,只有两国学者等各界人士更多往来于对方国家,才能有更加丰富、公开的对话和交流。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美双方在科技创新领域是不是“零和”状态? 王勇:中美之间科技创新符合市场规律,一直互补互促,你追我赶。过去20年以来,美国的资本投入、技术、理念极大促进了中国创新企业的发展,也收获了巨大的利益。借助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经济方面取得非常大的进展。 9月1日,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拉开帷幕,集中展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 摄尽管目前两国存在很多竞争,但在产业创新方面,中美仍是互补的,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就拿芯片产业来说,中国占到全球芯片消费的60%左右。美国目前加强所谓的芯片供应链弹性,让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在美投资。但最后如果中国不买美国的芯片,美国的芯片企业就失去了中国的市场,会对美国芯片制造业与研发造成非常大冲击。最后由于利润的下降,芯片研发的速度会放慢,又反过来损害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利益。 如果单纯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合作会继续进行。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正在用政治和国家安全的逻辑取代经济和市场的逻辑。希望美国纠正这种偏执的决策思维方式,选择遵循市场的规律。 甘思德:要恢复比较稳定的关系,强调比较优势,加强科技合作等,两国都要做一些让步和调整才行。 中新社记者:新冠疫情以来,中美之间的面对面对话减少,沟通渠道不够理想,经济领域存在有限“脱钩”的风险,民间层面的人文交流和往来也受阻,我们应该如何改善这个状况? 甘思德:我发现华盛顿和北京处于一个“回音室”的状态,无法得到新的一手信息,所以很难改变这些共识。因此,双方的误解增加,感情下降,日渐疏远。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有面对面的交流,通过网上的交流完全不够,反而会增加误会。只有你愿意登上飞机,到别国待一段时间,融入社会进行交流,你才有机会真正地听到别人在说什么,知道他们为什么作出一些选择。 我们需要王勇教授到美国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去中国。只有我们这么做,才能有比较丰富、公开的对话和交流。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美智库专家:美中需增强面对面交流,打破“回音室效应”来源:中国新闻网 王勇:甘思德教授上次来北京访问,是在疫情之后,在美国学者当中,至少是最早的(一批学者)之一。对于促进恢复中美之间的人文与学术交流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个人对他的勇气和耐心非常佩服。 如果甘思德教授的同事能发出邀请,(如果)条件允许,我非常乐意跟其他中国学者一道访问美国,继续我们的对话。 中新社记者:近来中美之间似乎释放了一些希望重新规划和定位双方关系的信号。两位如何预判未来中美关系走向? 甘思德:我在北京和华盛顿碰到的好多人已认识到这点,两方已经知道必须加强沟通,也有足够的政治空间进行对话,在某些问题上调整自己的政策。 中共二十大结束到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中美关系开了一个窗口。我们要抓住机会,谈一谈该如何减少误解,对某些具体问题采取对策,提高双方的互信。应该抓住中美元首在巴厘岛会晤的机会,加强沟通。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对经济问题进行定期的磋商。以前有各种各样的机制,例如中美商务部的定期开会,一年一次的两国政府经济与战略对话。我肯定是比大部分在华盛顿的人,要乐观一些。 王勇:现在受到疫情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中美实际上是缺少沟通和战略互信。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之间经济优势互补,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作为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中美对于地区和全球和平与稳定负有特殊的责任。中美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相互学习借鉴、开拓文明互鉴的空间。 中美之间的出路就是增进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甚至相互赞美,看到对方的优点,学习对方的长处,在自己的治国理政当中避免不好的地方。基于这种善意和理解,中美关系还有很多出路。我对此相对谨慎乐观。 中新社记者: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此次访华,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举行会谈。如何看待会谈的作用?会谈能够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改善吗? 王勇:中美两国领导人巴厘岛会晤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存在着一种“重置”的可能性。至少中美现在都感到需要去管控彼此的分歧和竞争,争取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加强沟通和合作。 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国际社会的期望,希望中美作为两个大国能够坐下来,为稳定关系,减少双方竞争失控可能对地区和国际秩序所造成的破坏而努力。另一方面,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稳定和防止全球经济进一步下滑方面负有特殊责任。双方有理由加强宏观经济协调,在能源和粮食安全等方面寻求合作,同时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也可以加强合作。 反之,中美之间如果不能管控分歧、竞争,导致失控、擦枪走火,将最终损害两国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减少误判、管控分歧,为竞争装上“防护栏”非常重要,符合双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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